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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石油装备:下一个“中国制造”?

2020-03-02 10:17:45 嘉兴市胜禾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浏览次数 294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部的大堂里,硕大的悬挂屏幕中反复放映着关于深海石油勘探的各种宣传片。从拥有4000年前摩崖石刻的珠海高栏岛——如今这里已经是中海油的深水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到“实现深水装备的跨越式发展”的大标语,各种气势恢宏的海洋石油装备及分解说明图依次出现在屏幕上,令不少往来办事的人驻足观看。

   随着陆上油气资源日益枯竭,中国大大加强了对南海,尤其是深海水域的开发力度。然而,中国目前还不完全具备在水深500-2000米的海域进行油气勘探生产的技术和装备。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企业的研发、设计水平固然不在“同一重量级”,即使在最为擅长的制造环节,与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制造强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压力之下,“装备先行”成为了中国开发南海的必然选择。即将出炉的《“十二五”期间海洋工程装备发展规划》以及《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将装备制造作为“定海神针”。
   然而,这一单纯为开发南海油气资源而兴盛起来的行业源动力何在?中国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究竟是在市场中因利而起、自然成长,还是被政府开发政策所催熟?举国体制会否使海洋石油装备产业成为下一个低端锁定的“中国制造”?
后来居“下”
  “每一艘中国制造的自升式钻井平台只有24%的国产化率,中国企业只能得到全部利润的30%。”这些数据令人吃惊,但其实不足为奇:从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的那一天起,几乎所有中国企业的切入点都集中在低附加值的环节。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也没能避免后来居“下”的命运。
   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连琏教授将海洋工程装备(含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的竞争格局总结为八个字:欧美设计,亚洲制造——从欧美到亚洲,不同的产业发展模式,也决定了该国在产业链的位置。
   处于最顶端的欧美企业,垄断了海工装备的设计和高端制造环节,他们拥有全球领先地位,创造了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的“欧美模式”。
   其中,美国跨国公司占据了全球海洋石油装备市场的半壁江山,休斯顿是全球海洋工程及海洋石油开采技术的研发中心。美国麦克德莫特集团(McDermott)与法国德西尼布集团(Technip)是处于这一产业链顶峰的巨型企业,后者的分支机构及工作人员遍布5大洲48个国家。
   按中海油工程建设部总经理金晓剑的说法,海洋石油装备制造的第二梯队,是亚洲的韩国和新加坡。作为中低端制造业的主导者,两个国家有各自的不同侧重。
有“低端制造中的高端制造者”之称的新加坡企业,承揽了众多欧美国家石油钻采平台制造以及FPSO(Floating Production Storage and Offloading,海上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的改装订单。
   而制造业起家的韩国,则以价格低廉、交货迅速、质量上乘等优势在手持订单数量上居全球领先地位。尤其在2007-2008年,韩国企业承接了全球近一半的海洋工程平台项目,创立了以大规模廉价制造为特点的“韩国模式”。
   天赋异禀的“挪威模式”和“巴西模式”也令国际同行们羡慕。作为历史悠久的海洋工程国家,它是最先进入这一领域的国家,拥有成熟的经验。而巴西也在不长的时间里构建起了发达的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产业。据了解,巴西目前作业中的深海钻井船已有46条,同时又订购了28条。与它相类似的还有同为资源大国的俄罗斯。
   处于最后一个梯队的,则是后来居“下”的“中国模式”。中海油一位海洋工程专家言辞激烈地指出,与上述几种已经演化成熟的发展模式不同,“中国模式”的特点除了尚处起步阶段,研发、设计、总装实力较弱外,最大的先天弱项在于:由于政府主导的举国体制,导致产业发展中缺乏来自市场的源动力。这也是中国后来居“下”,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主因。


“中国模式”的尴尬
“  中国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从一开始就是为开发中国领海油气资源而创建的,它不是市场自发产生的,政府不是像韩国政府一样助推产业发展,而是完全的主导和催熟,这使该行业失去了发展的源动力。”上述海洋工程专家对《能源》记者说。
据连琏教授统计,未来5年中,全球海洋工程装备行业将迎来黄金发展阶段,市场规模将达2765亿美元。中国目前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5%,市场规模在十二五期间将达800亿美元,投资将超过2500亿美元。
   如此巨额的投资,一方面显示了中国政府发展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的雄心;另一方面也令人疑惑:既然有如此巨大的市场规模,为何不引进国外资本和技术来开发,而偏要耗费巨额资金来自主研发呢?单以成本来看,要想通过自身发展,赶超处于产业链顶端的欧美国家,实现自主设计、研发,显然“不够划算”。
  “那是因为中国没有能力复制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上述海洋工程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  “欧美模式”重在创新,这是以央企为主力、依靠举国体制发展的“中国模式”所无法企及的。举国体制的长处是以量取胜——在现有技术水平上制造出庞大的规模,却始终无法摆脱产业链的最低环节——生产加工,无法占据利润丰厚的上游环节,例如各种尖端装备的设计研发,以及核心部件、关键材料的制造等。
   以年初出坞的世界级深水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为例,其所有核心部件,包括液压系统、柴油机、关键部位钢材、推进系统等均由外方公司设计制造,因为这些部件的统一标准掌握在几家大型国际船级社手中,中方自己设计研发的产品无法达到这一标准,得不到认可。
“因此,中国海洋石油装备制造的举国体制同其他制造业一样,只能使大批从事简单制造的公司淤塞在产业链利润最薄的低端,而将利润丰厚的高端拱手让人,再被对方牵着鼻子走。”该专家说。
   回过头看亚洲最具代表性的“韩国模式”。尽管韩国与中国都是从制造环节切入海工装备产业链的,但不同的是,韩国自身没有海洋油气资源,其发展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的目的很单纯,只是为了振兴这一产业以发展经济、获得利润。而中国建立这一行业的初衷却是为了开发自身的海洋石油资源。因此,两国发展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的源动力完全不同。
   在投资界曾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淘金者可能发财也可能破产,但是向淘金者出售牛仔裤和工具的人往往都会发财。”如果中国纯粹为了赚钱而发展装备制造业,也许的确可以像生产牛仔裤和衬衫一样颇具盈利前景。然而,对于为了自己“淘金”而生产“工具”的中国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来说,答案就未必如此了。
   若以源动力而论,中国似乎与巴西、俄罗斯等拥有海洋油气资源的资源国类似。但遗憾的是,南海的油气资源潜力远无法与巴西、俄罗斯相比。据了解,巴西的盐下石油蕴藏量可能多达3380亿桶,甚至超过了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沙特阿拉伯2640亿桶的蕴藏量。
   因此,中国在资源量方面远没有巴西与俄罗斯的底气足,也很难使得国际石油公司像在巴西与俄罗斯一样蜂拥而至。如果中国像其他资源国一样,向国际石油公司提出各种要求,则这些公司完全可以不选择中国。这也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到南海进行作业的国际公司十分有限。
可以设想,如果南中国海拥有像墨西哥湾和北海一样傲视全球的油气资源,则国际石油六巨头必会蜂拥投标,则中国可以采用“巴西模式”,要求国际石油巨头们使用中国制造的平台,所用其他装备也要在中国本土制造,从而将公司的品牌、技术、加工制造带到中国,进而带动中国的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迅速崛起。
   然而,中国却没有这么走运:由于有一定海洋油气资源,使得海洋石油装备行业为开发自身油气而创建;但资源又不够富集,不足以吸引国际石油巨头前来开采。因此,政府想依靠央企自身实力来投资,将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提振起来。
   而上述专家告诉《能源》杂志记者,技术领域的创新是无法依靠举国之力来实现的。“韩国的造船业起步比中国落后20年,但现在超过了中国,主要就是发展体制和思路的问题。中国的能源开发还是没有摆脱‘先有装备、再来开发’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在现有的条件下进行开发。其实,历数全球油气资源开发良好的国家,大部分都通过合作或聘请外国公司进行开发,而不是全部依靠自己。”

 
护住“脖子”和伸出“拳头”
   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教授连琏认为,中国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的确存在体制问题,但也有其原因和背景。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只是和中方公司签订服务合同,但不会让中方公司获得任何技术,或者在核心部件上对中方公司进行封锁,拒绝出售给中方公司,从而遏制中国在此领域的发展。
   据国内某海工装备制造公司人士透露,美国的确在部分海工装备关键部件或材料方面对中国实行禁运,迫使中方公司“绕个大圈子”,通过某些欧洲国家才能间接购得。
   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一位高层也承认,深海钻井对设备的要求是非常高的,BP公司拥有如此尖端的技术,所用装备都是美国、德国的顶尖企业制造的,还是出了问题。若以工业水平、制造水平而论,中国远远落后于美国、德国这些国家,要想进行深海石油开发,很多装备必须靠进口。西方国家在很多高科技装备上还会通过禁售来限制中国,担心这些技术会被中国用以发展军工。
   然而,即使在非核心部件,甚至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配件、小仪器上,中方公司也可能因不掌握技术而缺乏谈判筹码,被迫接受外方的高价。海上石油装备使用和维修都需要服务商的技术支持,但如果服务商为外国公司,则可能会在维修等服务上漫天要价,不具备相关技术的中方公司则只好“任人宰割”。
   另外,外方供货商也可能延长中方公司所需船只的订货期,有时甚至延长2-3个月之久,这对于海上作业的公司来说,则会使成本“灾难性地飞涨”。因为海上作业船只的租用成本非常高,深海作业船只的成本则更加惊人。
   据统计,2008年之后,自升式钻井平台日租费已由2005年的约6万美元飞涨到20万美元,同期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日租费由17万美元飞涨到50万美元。有些工程需要整支船队联合作业,则成本更高,每天可能达到上百万美元。因此,一艘船或一个配件无法到位,就会使整体作业成本大幅增加。
   例如,中国海上第一口超深水钻井荔湾3-1-1是由外国公司租用外国钻井船进行作业的,但当时因船只迟迟不到位而使作业一再推迟,从而大大增加了成本。
   因此,中国大力推动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的自主研发设计,首要目的是避免在油气开采上被外国公司“卡脖子”。
   持另一种观点的是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专家张抗,他的主张代表了一部分专家的意见: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使海工装备制造业达到1000亿元产值,占世界市场20%份额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不一定要在海工装备的所有核心部件制造上全部实现“自主研发、自主设计和自主制造”,需要与全球市场相融合,通过合作来与大型国际公司互通有无。
   只要在部分“拳头产品”上拥有自主研发、自主设计和自主制造的能力,就可以具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在国际市场上与其他公司进行合作、交换以及讨价还价。
   至此,上述两位专家的观点十分契合——中国为了护住南海开发的“脖子”,才要伸出装备制造的“拳头”。然而,问题似乎又转了回来,政府主导的“中国模式”能否具备制造“拳头”的源动力呢?也许还是张抗的一句答语耐人寻味:“中国的能源体制一直这样垄断,这还用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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